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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中國多地環境容量逼臨界點 社會關注度空前提高 |
| （時間:2013-4-28 9:23:54） |
——訪環境保護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夏光
近來，霧霾天氣不斷、水污染事件頻發，社會對環境的關注度空前提高。接受本刊記者專訪的環境保護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夏光表示，不少地區環境容量已經逼近臨界點，甚至污染超過了環境承載力。我國發展邏輯必須有一個根本性的轉變，要用環境容量約束和提升經濟社會發展。
記者：您為什么認為我國的發展已經到了必須考慮環境容量的時候了？
夏光：現實情況逼迫我們不得不考慮環境容量。近年來，我國的發展速度很快，每年新增的產能很大，新增加的排放也很多，而我們的環境容量是個定數，環境承載力有一個邊界，現在可以說不少地區環境容量已經逼近臨界點，甚至污染超過了環境承載力。
超過了就會不斷出現霧霾天氣、嚴重的水污染事件等等，現在每個人對此都有切身感受。這就直接體現出經濟社會發展與環境之間的關系，已經由相對寬松演變為越來越緊張了。所以我們在發展中必須要考慮環境容量，用環境容量一方面約束發展的速度和規模，一方面提升發展的質量。
記者：這是否意味著我國發展邏輯的一個根本性轉變？
夏光：是的。對環境容量不作考慮，發展只是資本不斷投入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所以十八大報告提出，要實行最嚴格的環境保護制度，這是以前沒有過的。
這里我想試著提出一個理論問題，就是我國現階段的主要矛盾，以前我們說只有一個，就是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現在或許應該再加上一個，就是快速發展的經濟社會對資源環境的需求，與我國相對脆弱的生態環境和有限承載力之間的矛盾。
這不是坐在屋里空想出來的，而是人民群眾的現實訴求，人們說，先讓我吸一口新鮮的空氣，喝一口干凈的水，再談別的吧。
記者：那么這個根本性的轉變如何才能實現？
夏光：首先必須確定環境容量。一個地方的空氣、一條河流只能容納這么多污染物，沒超過可以自凈，超過了就是污染。環境容量確定之后，有各種辦法，比如結構調整、產業升級，把排放量大的產能從環境容量小的地方轉移出去；再比如建設工業園區，把工廠集中到一起，通過統一處理來減少排放量等等。
現在不少地方都在積極采取措施，北京就把首鋼搬出去了，其實首鋼的排放是達標的，只是北京環境容量不允許了；廣州按照規劃二氧化硫的排放也飽和了，要想上新項目，就得想辦法把排放削減下去才行。
記者：如果梳理一下，這些措施主要包括哪些方面？
夏光：總的來看，可以有五個方面的措施——
一是行政措施。就是按照這個地方的環境容量，規定你不能超過或者必須減排多少，然后分解到各個企業、各個單位，不管你采取什么辦法，必須完成。完不成的，相關企業要么關閉，要么轉移。
二是法律措施。就是完善法律法規，制定排放標準，超標的按照規定限期治理，或者停工停產、加倍收取排污費等等；如果造成了環境污染事故，還得依照相關法律法規，進行民事賠償甚至被追究刑事責任。
三是經濟措施。比如排污權交易，根據環境容量，一個地區的排污額度就那么多，分配到每個企業，別的企業要進來必須到原有企業那里購買排污額度。通常新進入的企業環保技術更先進、效益更好，而原有企業交易掉排污權后就得關閉，或者轉移、轉產。
四是社會措施。就是公眾的監督，包括輿論監督。一個企業如果超標排放，那不用說了，有法律等手段來懲罰；即使它達標排放，但周邊群眾不接受，認為嚴重擾亂了他們的生活，這也不行。現在這方面也是越來越硬性的一個要求了。
最后是技術措施。這不是約束性的，而是支撐性的。一些企業通過技術改造，可以不用關閉、不用轉移。
現在這幾方面的措施都在運用，下一步要按照十八大的精神，實行最嚴格的環境保護制度，完善上述措施，并把它們執行得更好。
記者：一些地方政府的環保工作確實經常受到批評，認為提得多、做得少。您怎么看？
夏光：過去我們的環保法律法規沒那么嚴，執行的力量和水平也不夠，面對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帶來的諸多環境問題，一些地方政府管不好、管不了，確實需要盡快提高環保執政的能力。
我想這其中人民群眾的參與和監督是一個重要的力量。有時候民眾不批評，政府不知道自己的錯誤在哪里。一旦批評了，“圍觀”了，政府就有了更大的改進的壓力和動力。當然，從另一個方面講，也希望民眾給政府一個改進的時間，形成一種互相理解、互相支持的良性互動。
記者：政府和官員的考核評價標準是不是也需要作相應的調整？
夏光：那是肯定的。十八大報告提出來，要把生態文明建設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各方面和全過程。什么叫融入政治建設，很重要的一方面就體現在對政府和官員的評價、考核和任用體系上。
現在在環保方面，對官員的評價和考核都還有一點，但對官員的任用沒有什么實質性的約束，這個肯定要有所改變。據我所知，相關的辦法已經在研究。
記者：恐怕不僅僅是政府，對整個社會而言，是不是也應有很大的改變？
夏光：建設生態文明，包括把環境容量帶入到發展中去，是一場深刻的社會改造運動。它的影響會涉及方方面面，包括每個人的觀念和行為。比如北京，現在年燃煤總量是2300多萬噸，主要用于發電、工業生產、居民取暖等，為了治理空氣污染，未來5年要減少用煤1500萬噸。
但是能源的供給不能減少，怎么辦？一個辦法是把電廠建到內蒙古去，那里環境容量大，但畢竟還是有污染，是不是應該給內蒙古一些生態補償啊，這個成本分攤到電價里去，居民也得承擔一部分。
還有供暖，不燒煤了就改燒天然氣吧，這個排放少但成本高，也需要全社會來分擔。類似這樣的費用高了之后，促使大家都形成節約的觀念，改變大手大腳的習慣。可以說，在環境容量的約束之下，人人都受限制，但人人都受益。全社會也應該認識到，如果我們要追求好的環境，就必須在別的地方作出犧牲。
記者：很多人其實都已經感受到了環境容量的約束，比如車輛限行等。那么，這種約束會不會對經濟發展帶來大的影響呢？
夏光：環境容量的約束加強之后，對一些排放大、污染重的產業肯定有影響，但同時這種約束也創造出了新的需求，減排、脫硫、空氣凈化、污水處理、綠化等環保產業就有了發展的空間。
總之，人們的物質生活水平上去之后，對生態環境類的產品需求就會增加，有需求就有機會，就會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所以我們不必太擔心環境容量約束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反而應該把它看做是調整產業結構、促進可持續發展的一種有力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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