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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huán)境】氣候變化減排背后的利益博弈 |
(時間:2011/4/11 10:34:06) |
思想者小傳 丁仲禮 第四紀地質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研究員。1957年1月出生于浙江嵊州市,1982年畢業(yè)于浙江大學地質系。現(xiàn)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北京市第十屆政協(xié)常委,第十屆全國政協(xié)委員,中國民主同盟副主席。兼任中國第四紀研究委員會主任,中國礦物巖石地球化學學會副主任,國際IGBP-PAGES執(zhí)委會委員。主要研究領域為第四紀地質學、古環(huán)境學、古全球變化。發(fā)表學術論文百余篇,其中在國際刊物上發(fā)表論文30多篇,被國際SCI收錄的論文引用達800余次。 1997年獲中國科學院青年科學家一等獎,同年獲中國第四紀研究委員會優(yōu)秀科學家獎、1999年獲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一等獎。 氣候變暖號稱是全球當今的第一問題,這個議題的重要性可能超乎了大家的想象。氣候變暖已經(jīng)不單單是科學問題,實際上它已經(jīng)延伸到了政治、經(jīng)濟、外交等領域,哥本哈根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大家可能還會問這樣一個問題,它會不會延伸到宗教這個領域?讓我們接下來看有沒有這種可能。 圍繞氣候變化及有關問題的故事很長很長,我現(xiàn)在只能是把框架性的東西講給大家聽。我可能會說一些和別人不一樣的話,說錯的話,你們可以對我進行批評,我非常喜歡別人對我的批評。 二氧化碳不是污染物 二氧化碳不是污染物,假如沒有二氧化碳,地球上的生物是不大可能存在的。為什么一些國家一些人要宣布二氧化碳是一種污染物呢?為了推動減排。 我先簡單地介紹一下背景。氣候變化是由二氧化碳來的,那么二氧化碳是大氣當中一種微量成分,它是以ppm為指標存在的。目前的二氧化碳的濃度是387ppm,工業(yè)革命之前是280ppm。同時二氧化碳是一種非常重要的溫室氣體,假如沒有二氧化碳,我們目前地球上的平均溫度只有零下16℃,我們現(xiàn)在的平均溫度是零上15℃,也就是溫室效應提高了31℃。假如沒有二氧化碳,地球上的生物是不大可能存在的。沒有二氧化碳,也就是沒有光合作用;沒有光合作用,也就沒有了生命的存在。所以說二氧化碳對于地球來說,是必須要有的一種氣體。 在地球的歷史上,二氧化碳的濃度是一直在變化的。我想說的一個重要觀點就是,二氧化碳不是一種污染物。二氧化碳對于人體是沒有任何直接傷害的,不像二氧化硫,以及排放出的重金屬、大氣中的粉塵,這些是對健康有傷害的。但是現(xiàn)在很多人把二氧化碳當作是一種污染物,尤其是美國,奧巴馬上臺以后就宣布二氧化碳是一種污染物,為什么呢?根本的一個原因就是美國政府所有的減排行動都需要國會的批準,奧巴馬為了推動減排,就把二氧化碳當作是一種污染物。之后眾議院新上任的參議長說,把二氧化碳作為污染物是近乎可笑的一個決定。如果讓我來說,這是一個非常荒唐的決定。 還有幾個常見的名詞:第一是IPCC大家常會聽到,它是指不同國家政府間的氣候變化委員會,它定期會對氣候變化進行評估,其結果作為外交談判的一個依據(jù)。所以IPCC盡管是由不同國家的科學家組成的,但是它實際上還是以發(fā)達國家、尤其是歐洲國家科學家為主導的,也是有傾向性的。 第二就是聯(lián)合國的氣候變化框架公約。這個公約從1990年開始進行氣候變化談判,在1992年正式簽署的。這個公約是保護發(fā)展中國家利益的,所以我們中國現(xiàn)在特別強調要堅持公約。 第三是京都議定書,是1997年在日本簽署的。特別重要的一點是當時克林頓政府其實是簽署了京都議定書的,后來國會沒有批準,美國政府又退出了這個議定書。所以美國政府不是京都議定書的簽約國。美國外交上很多行動,都要繞過或者是打掉京都議定書。京都議定書里有很重要的一條,就是“共同但有區(qū)別的責任”,這句話大家經(jīng)常聽到。所謂“共同的責任”,就是共同應對氣候變化。那么“有區(qū)別”的責任是什么?那就是誰排放得多,誰的責任大;誰排放得少,誰的責任小。所以發(fā)達國家應該拿出技術、資金支援發(fā)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這是對發(fā)展中國家有利的。 第四就是2007年的巴厘島路線圖。巴厘島路線圖,是對接下來的氣候變化怎么談判的一些原則性的路線,是從程序上規(guī)定的。美國政府是在最后一刻簽署的,這一點很關鍵。當時美國政府談判代表堅決不愿意簽,但是有幾個發(fā)展中的小國指責說,假如不愿簽署,那么就請不要在這里談判了。所以美國政府在最后一刻迫于壓力簽了。但是美國政府也是想要把巴厘島路線圖打掉的,這是他們的一個目標。 第五是哥本哈根會議。 2009年開的,實際上沒有任何成果。 氣候變化是怎么回事 氣溫上升的趨勢跟二氧化碳濃度升高是有關系的,不過不是簡單的線性關系,所謂的 “敏感性”研究很復雜。氣候變化的好與不好沒辦法說清楚,氣候變化有好也有不好的地方,要從正反兩個方面去評價。 接下來進入正題。我們先看看科學問題,因為政治、經(jīng)濟、外交都首先要從科學開始。氣候變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想簡單地和大家講一講。 IPCC提出的關于氣候變化的理論有三本書,很龐大,總共幾千頁,我相信沒有一個人從頭到尾全部都看過。我對這個理論有個總結,其實很簡單,就是四點。 第一點:人類過去的百年變暖,是二氧化碳造成的。如果二氧化碳繼續(xù)增加一倍,也就是從280ppm到560ppm,那么全球就會增加3℃。這個是IPCC的邏輯起點,所有的工作都是從這個邏輯起點展開的。 第二點:增溫將帶來災難性后果。包括海平面的上升,糧食資源的緊缺,水資源的匱乏,物種的滅絕,傳染病從南到北的擴展,沖突和戰(zhàn)爭等等,這是他們的預測。 第三點:要將增溫控制在2℃以內,二氧化碳濃度不超過450ppm。二氧化碳是一種溫室氣體,但是還有其他的溫室氣體,比如甲烷、氧化亞氮等。不同的溫室氣體有不同的增溫潛力,把它轉化成二氧化碳,這就是CO2-e,所以這個450ppm指的不是二氧化碳,而是CO2-e的濃度,那么二氧化碳的濃度就必須更低。這是他們的判斷,可以說是價值判斷。 第四點:要大幅度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拯救地球,這是他們的路徑歸屬。 整個理論都是圍繞這四個大的方面,所謂的政治、經(jīng)濟、外交的斗爭主要集中在第四點,其實就是減排,而減排則是為了拯救地球。 那么,大家爭論的點在哪里呢? 首先,增溫是一個事實,二氧化碳濃度增加是一個事實,增溫和二氧化碳有關也是事實。因為有溫室氣體必定有溫室效應。爭論的焦點在于“敏感性”,其實就是表明溫度變化同二氧化碳濃度的關系。對于“敏感性”,科學家的定義是,假如二氧化碳濃度從280ppm增加到560ppm以后,溫度會增加多少。對這個問題的研究主要從兩個角度入手:第一個是模型,把物理模型拿到計算機上去算;第二是從記錄上進行研究。這兩條路子都有不少研究,但是結果是不一樣的,并且差別很大。 我個人認為氣溫上升的趨勢跟二氧化碳濃度升高是有關系的,不過不是簡單的線性關系,所謂的 “敏感性”研究很復雜。我認為IPCC的 “敏感性”是很不確定的,氣候變化這個科學研究還很年輕。 第二點,增溫會帶來什么后果?是不是像他們說的那么可怕?這要先問幾個問題:一是工業(yè)革命前、人類沒有排放二氧化碳的時候,氣候是怎么變的?二是以前老說變暖不好,那么我們要問,變冷好不好?如果都不好,那么是不是地球現(xiàn)在的氣候就是最好的?另外,針對認為變暖會產(chǎn)生災難性后果的觀點,這100年氣候已經(jīng)在變暖了,是不是已經(jīng)產(chǎn)生了災難性后果? 首先來看歷史上的溫度是怎么變的。歷史上大多數(shù)時期溫度比現(xiàn)在都高很多,二氧化碳濃度也高很多。這是地質研究做的,二氧化碳濃度最高時候是幾千ppm,溫度有冰期、間冰期變化。現(xiàn)在是屬于歷史上最冷的時期,也是二氧化碳濃度最低的時期。 短一點時間看,從5500萬年以來,變冷是大趨勢。南極冰蓋形成之前,大概是3600萬年前,那里是有植被的;而北極,加拿大出土了6000萬年前亞熱帶條件下才有的化石。由此可見那時地球是一個溫暖的大環(huán)境。 距今260萬年以前就是冰期、間冰期的波動。我們現(xiàn)在是處在間冰期當中相對冷的時期。總之近260萬年以來地球氣候是處在冰期、間冰期波動的。冷的時候是什么樣的呢?可以看一張圖,北半球的高緯度地區(qū),兩萬年之前,整個加拿大覆蓋在3000米厚的冰蓋下,先民是生活在十分艱苦的環(huán)境下的。既然有這么大的冰蓋,而地球上的水由于總量是固定的,所以液體的水轉化成固體的水,海平面肯定是下降的,全球的海平面比現(xiàn)在低120米。渤海當時是一片陸地,當時臺灣只不過也是與大陸相連的一個小小高原而已,沒有海峽阻隔。 距現(xiàn)在一萬年的情況,最暖是在6000年前,到距今4000年左右開始變冷,但是也有波動。漢唐的時候溫度都比現(xiàn)在要溫暖,從馬家窯的彩陶可以看出。那個時候從山東連到甘肅、青海這一片地區(qū)屬于亞熱帶,溫度比現(xiàn)在大約高兩度。再看《史記》中記載,“山西”有竹子,那里現(xiàn)在是沒有辦法長竹子的。魏晉時期的竹林七賢,這個“竹林”便是在今天的河南焦作一帶。唐朝杜牧的“無人知是荔枝來”,有人寫散文說荔枝是從嶺南來的,其實不是,楊貴妃吃的荔枝是從唐朝的成都平原過去的。歷史的很多記載都表明,漢唐雄風時期是比現(xiàn)在溫暖的。 氣候變化的好與不好沒辦法說清楚。簡言之,氣候變化有好也有不好的地方,要從正反兩個方面去評價。海平面上升肯定是不好的,會淹掉陸地。但實際上海平面上升的幅度是很慢的, 17厘米其實是很小的幅度,因為海平面是受兩極的冰蓋控制的。冰蓋有一條平衡線,長年累月大部分時間都在零度以下,大部分時間是不融化的。溫度增加會使平衡線往北移,但這個過程其實也是很慢的。 托馬斯預言說,如果升溫兩度以后,27%的物種都會滅絕。其實他忽略了,氣溫是慢慢變化的,這個過程中物種都是會移動的。變了以后又會出現(xiàn)一種新的生態(tài)系統(tǒng),什么樣的條件下都會出現(xiàn)它對應的生態(tài)系統(tǒng)。還有就是大家經(jīng)常聽到的“極端氣候要增加”的觀點,但從地質學的研究角度說從來沒有出現(xiàn)過。凡是暖的時候,極端天氣特別少,大氣結構都比較穩(wěn)定。至于傳染病會不會北上,最近有一篇文章調查了幾十年以來瘧疾發(fā)病的范圍,最后的結論是瘧疾在五十年中減少了,并沒有隨著變暖而增加。總而言之,變化是絕對的,不變是相對的,我的觀點是變暖比變冷好。 減排背后的利益博弈 那些交通已經(jīng)健全的發(fā)達國家,僅交通排放一項就是每人1噸碳。而當今我們國家人均排放量是1.4噸碳,這個數(shù)據(jù)囊括了大量的制造業(yè)、交通等所有的排放量,我們這些都是屬于基礎設施的建設需要。他們是奢侈排放,我們是生存排放。 剛才我是從科學研究的角度談了我對于氣候變化問題的理解。接下來我想說說,為什么氣候變化會從科學問題延伸到經(jīng)濟問題、政治問題、外交問題,甚至宗教問題?我想對此做一點解析。 首先是經(jīng)濟問題,實質就是一個能源問題、發(fā)展問題。能源是關系到人民福祉、社會繁榮的標志。美國不愿簽京都議定書就是要保證能源安全。所以充足而相對廉價的能源持續(xù)供應,是國家發(fā)展的基石。沒有一個國家其發(fā)展不是通過大量的耗能,到現(xiàn)在為止沒有過,以后也不會有。所以經(jīng)濟問題,真的就是能源問題。排放,是能源使用中化石能源產(chǎn)生的。 我收集了很多數(shù)據(jù),就是要說明減排是不太現(xiàn)實的。每個國家每年都會有二氧化碳人均排放數(shù)據(jù),我收集了從1990到2005年的人均排放數(shù)據(jù),把每年的人均排放合在一起就叫做人均累計排放,把它和15年的人均GDP放在一起就是很不錯的一個統(tǒng)計關系。現(xiàn)有的經(jīng)濟水平是與歷史的累計排放密切相關的。再看世界上的幾個發(fā)達國家,人均GDP高的,人均累計排放都相對較高。美國的工業(yè)化差不多是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的,從那時開始,工業(yè)排放迅速增加,此后只有在經(jīng)濟危機的時候有所下降,還有就是近幾年把高能耗的企業(yè)轉移向其他國家。 1900年,美國人均的碳排放量是2.4噸,我國現(xiàn)在才1.4噸。中國的總排放量只有美國的四分之一,人均累計排放量只有美國的二十分之一。 那么排放是由什么因素決定的?我想把復雜問題簡單化思考,個人認為就是三個:人口、人均能源消費、能源結構。先看人口,現(xiàn)在世界人口是65億,2050年聯(lián)合國預計是要達到90億。再看人均能源消費量,社會的發(fā)展最主要的任務,不管是政府也好,還是我們科學工作者也好,就是要為普通人民提供享受現(xiàn)代文明的機會,大家都要過好日子,那么能源的人均消費量以后肯定是要增加的。要解決的主要就是能源結構,這是可以調整的,但需要時間。當下的困境在于新能源是不能零排放的,比如太陽能,生產(chǎn)太陽能的電池板,生產(chǎn)過程中的高耗能,生產(chǎn)完了要用二十年才能把生產(chǎn)過程中的耗能補回來。但是這個電池板能不能用二十年還是個問題。 低碳發(fā)展現(xiàn)在說得很多,低碳過去沒有過,以后一段時間也不會有,這是我的預測。歐洲的排放是我們的兩倍,他們也并沒有低碳。我們要發(fā)展也不可能真正低碳的。我們的減排是要減緩二氧化碳的排放的增長。道理是什么呢?就是我們的基本建設與發(fā)達國家的差距還很大,我們現(xiàn)在面對一個問題就是:能源結構有沒有可以調配的部分?能源結構可以調整,只是速度很慢。首先是它的周期性很長;其次,新能源的探索工作并不是那樣的簡單。現(xiàn)在中國大量地使用煤,其實煤是一種無奈的選擇。 現(xiàn)在中國正處于產(chǎn)業(yè)結構調整階段,我們要關注的一是創(chuàng)新能力,二是社會需求。中國人最需求的就是基本設施,大家要解決住房、交通等基本問題,而這些都需要大量的能源,肯定需要排放量。那些交通已經(jīng)健全的發(fā)達國家,僅交通排放一項就是每人1噸碳。而當今我們國家人均排放量是1.4噸碳,這個數(shù)據(jù)囊括了大量的制造業(yè)、交通等所有的排放量,我們這些都是屬于基礎設施的建設需要。他們是奢侈排放,我們是生存排放。其實,中國不是一個能源浪費國家。 那可不可以做到能源的零排放呢?長遠來說,是可以實現(xiàn)的,當能源能做到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時候,就能夠做到了。所以二氧化碳問題正和環(huán)境問題一樣,環(huán)境問題來自于能源的利用強度在提高。環(huán)境問題什么時候能夠解決?其實它也是當能源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時候,這樣所有的問題都能處理了,我相信這個會被科學解決。 那政治問題是什么呢?發(fā)起人不在美國,也不在中國,而是在歐盟。歐盟希望借助氣候變化作為一個平臺,重新構建世界的政治經(jīng)濟新秩序,固化現(xiàn)在世界上國家之間的貧富差異,這是他們的目的。我個人認為是,歐盟希望一手壓美國,一手壓中國。這是由歐盟長期以來形成的政治理論所決定的。在他們的政治理論中,單極世界是最危險的。歐盟經(jīng)常強調多元世界。同時,壓制中國也是他們的一個政治理論:凡是崛起中的大國,都將對現(xiàn)有的政治經(jīng)濟秩序作出重大的調整。從一開始的葡萄牙、西班牙到后來的英國、法國,到現(xiàn)在的美國,這些冒出來的大國都挑戰(zhàn)了世界的政治經(jīng)濟秩序,中國是屬于崛起中的大國。歐盟這樣做的另一個原因就是增強他們的認同感,在統(tǒng)一的過程中,要讓成員國認同自己是歐盟成員,就需要尋找一套共同的價值,并有利于自己的發(fā)展。氣候環(huán)境恰好成為了他們共同的價值,并將這種價值當作有別于他國的一種導向。另外,歐盟可以集中各國的技術優(yōu)勢,同時消除別國的經(jīng)濟優(yōu)勢。 所以現(xiàn)有的減排方案,我們稱之為“G8方案”,是2009年6月份時,由8個經(jīng)濟發(fā)達的國家共同提出的方案,方案表達了 “到2050年之前,全球減排50%”和“我們先減80%”兩個想法。其實分析該方案,我們發(fā)現(xiàn)這就像是切蛋糕,最先減排的就最先占據(jù)排放額度,余下來的才屬于其他國家。最后發(fā)達國家和發(fā)展中國家將構成3.8倍的局面,那么對于中國來說,只有10年的排放空間。所以,中國在哥本哈根會議上不能簽署這個方案。 外交方面其實就是關于排放權,核心的問題是未來排放權的大小之分。減排分兩類:發(fā)達國家要減排,發(fā)展中國家要減緩。第二,發(fā)達國家應該拿出一部分的技術和資金幫助發(fā)展中國家,但現(xiàn)在一分錢也沒到位。第三,就是透明度,美國提出減排要實現(xiàn)“三可”:可測量、可報告、可檢查,其目的是為了轉變談判的焦點,把矛頭引向中國。所以說,外交關系十分復雜,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利益計劃。那么現(xiàn)在的核心關鍵問題就在于,只有把談判焦點從 “減排”轉移到 “未來排放權的分配”,中國才能真正取勝。 現(xiàn)在氣候變化問題被一些人放在神壇上,受一些人頂禮膜拜。我相信,科學精神最重要的武器就是客觀主義和懷疑主義。我非常希望國內眾多的支持者用自己的知識和智慧去解決這些問題,也希望在座的各位,不要人云亦云,應該秉承求是創(chuàng)新精神。 最后要說的一個問題,就是應對氣候變化從本質上來說,國際國內是不一樣的。對國內來說,是如何統(tǒng)籌綠色發(fā)展的問題;對國際上來說,則是一場斗爭。我們要積極應對氣候變化、要適應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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