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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環保部官網顯示，截至目前，已有25個城市或單位因為環境問題被環保部約談。被約談的官員或企業負責人均當場明確表示接受批評、認真研究整改落實。約談作用立竿見影，一時輿論嘩然，公眾似乎找到了保護環境的“救命稻草”，困擾了我們幾十年的環境問題似乎迎刃而解。
  然而，事實果真如此嗎？且不說約談的性質決定了這種方式不能大面積推廣，就連被約談的地方和企業整改的效果也不得而知。當然，本文意不在于否認約談的效果，畢竟它表明了自上而下重視環保的決心，也摒棄了唯GDP的用人導向，確實令人拍手稱快。但是，如果把過多希望寄托于約談，最終恐怕也只是事與愿違。 
  首先，約談是一種比較單一的手段。環境保護是一項系統工程，它需要立法執法、制度監督、行政管理、技術革新、宣傳教育等多方面的綜合手段去解決。近年來，各種手段相繼發力，但是成效并不明顯，關鍵還在于發展不夠，發展與環保的矛盾始終圍繞著我們。約談的直接效果是引起地方領導和企業的重視，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更注重環保，執法更嚴、技術革新更快。然而發展水平和技術水平是客觀的，地方領導的重視固然能解決部分問題，但是脫離了現有發展水平，再嚴重的約談、即便是摘掉官員的“烏紗帽”，恐怕也不能解決問題。要真正實現環保，關鍵還在于生產力的發展、生產技術的革新、環境執法的嚴格和環保理念的形成。 
  其次，約談只是一種事后救濟。生態破壞具有不可逆性，預防遠遠勝于救濟。約談往往是在環境狀況嚴重的情況下進行，或是在環保目標實現不力的情況下進行，只能算是衡量某地環境惡化的風向標。可以預見，即便所有被約談地的整改措施完全完成，也不能簡單地將此與某地生態環境優良劃等號。因此，約談本質上具有滯后性，是一種補救手段。不補救當然是不行，然而補救越多，不是恰恰表明問題越多嗎？如果站在預防的角度，從企業市場準入、專利技術審查、環保理念宣傳等方面尋求路徑，雖然路更漫長，或許效果會更好，屆時“約談”或許會遠離公眾視野，然而這不正是我們希望看到的嗎？ 
  因此，在并不否認約談的督促作用時，更不能過分夸大它的作用。否則，就像“殺手锏”不再能“殺人”，“緊箍咒”不再使人畏懼，“救命稻草”或許也不能再拯救地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