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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環保投資發展趨勢及其存在的問題探討 |
| （時間:2019-11-8 10:25:42） |
摘要：環保產業政策作為引導國民經濟綠色發展的重要政策之一，囊括了政府對以廢水、廢氣、固體廢棄物等“工業三廢”減排為主要目標，以重工業為重點管制對象等作出的具體環境治理規定，彰顯了政府治理環境的決心。一方面，環保產業政策將企業置于較大的環境治理壓力中；另一方面，政府在環保產業政策中規定對企業環保投資行為予以政府補貼、稅收與信貸優惠，以及投資者對企業環保投資行為的正向預期等，會對企業環保投資行為產生激勵效應。上述兩方面的共同作用可使環保產業政策促進企業參與環境治理。基于此，本文對環保投資發展進行了恩熙。
1引言
改革開放40多年來，我國經濟快速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也出現了資源短缺、環境惡化等問題。企業作為產品的生產者、資源的消耗者，具有破壞或改善生態環境的能力，被認為是環境治理的關鍵行動者。而環境治理的私人成本大于私人收益的特點，導致企業缺乏環保投資的積極性，因而需要政府的積極干預。其中，環保產業政策的制定與實施是政府積極干預的措施之一。所謂環保產業政策，是指政府制定的以綠色經濟發展為導向，以政府補貼、銀行信貸、稅收優惠、法律法規等為輔助工具，旨在優化產業企業間資源配置的宏觀調控政策，主要體現在國家制定的五年規劃中。如，2006年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綱要》（以下簡稱“十一五”規劃），首次對二氧化硫、化學需氧量等主要環境污染物排放施加硬約束，并將生態環境質量與地方政府官員的政績掛鉤。2011年發布的《國家環境保護“十二五”規劃》，明確規定對地方政府官員實行環境保護“一票否決制”與“約談制”等，這給地方政府生態環境治理帶來了較大壓力。企業環保投資是指企業為了控制環境污染，保持生態平衡而投入資金，用以轉化為資產獲取經濟效益、環境效益和綜合效益的過程。企業是環境污染的主要責任者，地方政府會將來自中央政府的環境治理壓力傳遞給當地企業。在此背景下，厘清環保產業政策與企業環保投資之間的關系，有利于深入理解轉型時期政府在環境治理層面如何發揮“扶持之手”的作用。
2基于壓力效應的分析其問題
企業環保投資行為引起了政府、市場、社會公眾以及媒體等不同程度的關注，對企業參與環境治理產生重要影響。
一是基于政府管制的分析。自發布“十一五”規劃以來，中央政府將生態環境質量與地方政府政績掛鉤的做法，給地方政府帶來較大的環境治理壓力。為了使政績不受當地環境污染問題影響，地方政府自然會根據具體污染物排放約束指標，將來自中央政府的環境治理壓力傳遞給當地企業，并予以嚴格監督與核查。進一步地，“十一五”以來，政府強調嚴格執行“環境執法責任制和責任追究制”等規定，意味著企業在違規排放污染物，或未達到監管部門清潔生產要求時將會面臨警告、罰款或承擔法律責任等不同程度的懲罰。在這種壓力下，企業在生產過程中更加注重污染減排。
二是基于市場競爭的分析。根據我國綠色經濟發展目標，“十一五”規劃明確提出要“加速淘汰落后工藝、裝備和產品，發展循環經濟”，這意味著在產業政策的環保導向下，長期處于落后生產水平的企業將面臨隨時被淘汰的風險。這將倒逼企業不僅在生產過程中注重減排，而且加大優化生產流程、生產線改造升級以及引進和研發清潔技術等轉變生產方式的投資，提高經濟競爭力。此外，一個國家的制度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企業利用何種渠道獲取政府的關鍵性資源。對處于轉型時期的我國而言，“關系”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契約的形成和執行，與政府建立良好關系成為企業獲取政府關鍵性資源、維持長期發展的重要途徑之一。自1994年財政分權以來，雖然中央政府是環境保護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但地方政府對包括環境保護在內的地方事務具有較大的自由裁量權。作為環保產業政策的主要執行者與環境污染責任的承擔者，地方政府在企業眼中具有一定的權威性。為了與當地政府建立長久的良好關系，獲得當地政府的支持，各企業可能競相基于政府制定的環保產業政策開展環保活動。
三是基于社會公眾監督的分析。隨著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更多地追求包括良好生態環境在內的高質量生活，更有動機監督企業的環境治理行為。2002年我國頒布《環境影響評價法》，明確了公眾參與環境治理的權利。“十一五”以來，政府對“公眾參與并監督環保”的鼓勵更是為公眾發揮監督功能提供了制度保障。為了在公眾心目中樹立良好的企業形象，降低被舉報的風險，企業會選擇積極參與環境治理。四是基于媒體治理的分析。《財富》雜志自2011年起定期公布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百強排行榜，這表明包括環境保護在內的企業社會責任履行已引起媒體的關注。環保產業政策對各地區主要污染物減排的硬性約束，表明了國家對企業參與環境治理行為的重視，一旦企業環境污染行為被媒體公開，更容易引起政府、分析師等主體的追蹤調查，帶來政府懲罰、資本市場負向反應等不利于企業長期發展的后果。在防污治污攻堅時期，為了提升企業聲譽以及降低因環境污染問題引致的媒體輿論壓力，企業將主動選擇參與環境治理。
3 基于激勵效應的分析其問題
除了壓力效應迫使企業參與環境治理外，企業基于長期發展目標也會進行環保投資。根據環保產業政策具體內容，受到環保產業政策支持的企業，一方面更可能獲得政府資源支持，另一方面向外界釋放利好信號，有利于提振投資者信心，降低融資成本，從而激勵企業參與環境治理。
一是基于政府資源支持的分析。滿足日益增長的生態環境保護與修復的需求，離不開政府的資金支持。為了實現產業政策的環保目標，政府一般會借助財稅政策、信貸政策等激勵性輔助政策。例如，為了保證“十一五”規劃的順利執行，政府在《中央預算內投資補助和貼息項目管理辦法》中，對“保護和改善生態環境的投資項目”涉及的補助和貼息進行了詳細規定；在《“十一五”節能減排綜合性工作方案》中明確強調，加大對“節能環保項目”“節能減排技術改造項目”“循環經濟項目”等環保項目在稅收與信貸等方面的優惠。環保投資本身具有投資周期長、調整成本高、見效慢的特點，需要企業有持續的現金流作為支撐，而政府對參與環境治理的企業給予財稅補貼、信貸優惠等好處，有助于降低企業環保投資不可逆性產生的損失與面臨的不確定性風險，對企業環保投資產生正向激勵效應。
二是基于投資者預期的分析。企業的環保風險往往會對企業資本的安全與收益產生重要影響。根據信號傳遞理論，獲得環保產業政策支持的企業，更易向外部投資者傳遞企業背后有政府隱性擔保的信號，有利于企業通過銀行、股票以及債券市場等方式籌集資金，緩解企業融資約束，激勵企業參與環境治理。此外，根據合法性理論，開展環境保護等社會責任承擔形式的活動易向外界傳遞企業經營合法的利好信號，為投資者決策提供心理層面保障，有利于降低融資成本，為企業環保投資提供資金保障。更為重要的是，隨著綠色投資理念的興起，投資者對公司價值的評價不再局限于經濟效益，也會將其產生的社會效益和環境效益考慮在內。
4 結語
綜上所述，企業環保投資雖然短期提高了成本，但因這一環境治理行為能產生較大的社會效益和環境效益而獲得包括資本市場投資者等在內的利益相關者的支持，從而正向影響企業從事環保投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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